时光会带走一切，时光也会给予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工作事业的出发地，而我的人生出发地就是地处贺兰山腹地的石炭井。
1979年4月，为了追随爱情，解决两地分居，(那时矿上为了留住人，不允许矿山上的职工往外调动)，我便从银川调往石炭井矿务局白芨沟煤矿(当时还叫卫东煤矿)宣传科工作。刚调去不久，还没认得几个人，情况都不熟悉，就遇到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矿上采一区有个职工叫陈振江，他乘坐43次列车回内蒙古探亲，在乌拉特前旗下车时把一个大旅行包拉在火车上，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负责这趟乘务工作的北京两个乘警带着他的旅行包亲自送到了矿上，矿宣传科科长芦元明让我采访这件事，我采访完写了一篇大通讯巜亲人啊，你从北京来》，分别投到《石炭井矿工报》和巜宁夏日报》，当时矿工报编辑李双金巧手精编，登了一个整版!后来《宁夏日报》也刊登了。刚调来的一个新人，出手就是一个整版大通讯，令人刮目相看!为此，我便在宣传科站住了脚，成为通讯干事。从此我与《石炭井矿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前，我是单位的通讯员，经常会写些通讯报道，刊播在《宁夏日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调入卫东煤矿宣传科，在同学、同事、朋友看来，是鼻涕朝眼窝淌——倒流，不可思议。但正是卫东矿宣传科那5年的锻炼，为我以后当《石炭井矿工报》记者、《宁夏日报》记者做了厚重的铺垫，后来还被人们誉为“凤城名记”，评上了高级记者职称。回首看看，当初我调往山沟沟前银川的同事，大部分人几乎一辈子呆在那个小工厂里没挪窝，后来他们成了下岗职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1984年8月，石炭井矿务局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决定对干部进行学历教育，我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上大学是我的由来已久的梦想，我抓住了这个圆梦的机会，参加了成人入学考试被录取，和矿务局几十号人，一起来到安徽淮南教育学院上大专。幸运地上了大学这趟未班车，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因为，大学期间，我的家庭被她人鸠占鹊巢!为此，我失去了从小青梅竹马自由恋爱倾心爱慕的丈夫。真是塞翁失马，蔫知非福!
1986年8月，我们一批党政干部顺利毕业，获得大专文凭，继续回到矿区参与建设。而我没有回到白芨沟矿(卫东煤矿更名)宣传科，承蒙原石炭井矿务局组织部部长姚洪儒、副部长陈廷奏的帮忙调动，我如愿来到石炭井矿工报社圆了当记者的梦。在我人生路上，他们是我的大恩人，终生不能忘。
在矿工报当记者期间，正赶上矿务局机关逐步下迁大武口，先前我刚调来时没有地方住，与张廷珍、左顺侠、夏兆媛几个女单身住在矿务局招待所一楼拐角的一个房间，招待所对面是矿务局办公楼，矿工报在四楼。我的三孩子留在了白芨沟矿，每个周六下午乘银川发往汝箕沟方向的绿皮小火车回白芨沟矿团聚。单身生活过得寂寞而孤单，闲时间特别多，我就拼命下矿采访，写稿，当最勤奋的记者。后来我还得到提拔，当了五年群工部主任，年年都办通讯员学习班，培训的通讯员桃李满矿区，有好几个后来都成为专业记者，有的在矿区有了好的发展，走上中层领导岗位。我在矿工报虽是个群工部主任，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个勤奋敬业的记者，现在翻开我的剪报本，诸如《瞧，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飞飘的风采》《金钱观的裂变》《双重担子一肩挑 工作生活两不误 我局女工程技术人员在煤炭生产建设中独挡一面》等稿子，简直是遍地开花，《宁夏日报》《中国煤炭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刊播。我到大峰矿采访，登上1900多米高的中槽采区山顶上和电铲司机攀谈，采访的全是一片真情，扎根矿山，不怕艰险，浑身散发着钢铁般毅志的矿工，他们都是有故事的普通人，我住了好几天，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多,回来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刊登在1990年7月17日《石炭井矿工报》二版一个整版。回味以前写的稿件，有的还真是不错，要放到现在我还写不出来呢!不仅在矿工报稿件高产，而且每年在《宁夏日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也能刊、播十多篇稿件，有的还登上《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同事朋友开玩笑说生孩子高产，写稿子也是高产。
我这个人虽是个女流之辈，却有英豪男儿气，爱抱打不平，爱出手相助，二劲上来天不怕地不怕。曾有相当一段时间，矿区丢失矿山物资成风，专门有些盲流人员到矿区和那些监守自盗者内勾外联进行偷盗，比如电器设备的银出头，电动机的漆包铜线，电缆线成百上千米的割断剥铜廉价卖给收购的二道贩子，还有矿山运输大皮带，塑料水管，木材、纲材等等，真是靠山吃山。我清晰的记得，1987年12月30日下午4：30分，矿务局发往大武口的通勤车行至一矿单身楼处，上来一老一少，抬着满满两麻袋矿山运输大皮带。我立即上前质问他们:“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两人理直气壮地说:“收的，花钱买来的!你管得着嘛?”我那二乎子劲立马上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是矿工报的记者，维护矿山利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儿我还管到底了!说着我便到驾驶员跟前掏出记者证，请求司机到了大澄沟检查站停下来，连人带物一起截获。车上有几个熟人帮腔给力，镇住了那俩人。到了检查站竟无人值守，那俩家伙乘机跑掉了。我又随着通勤车到大武口，送下人又跟车回到石炭井，把两麻袋矿山大皮带放到矿务局调度室，请他们协调保卫部门去处理。对这些偷盗矿山物资的现象，我深恶痛绝，那种爱矿如家的情怀占据整个思维。我又做了大量调查走访，写了一篇记者来信《加强矿山物资管理严防内盗外流》，登在矿工报上，这篇记者调查引起主管经营副局长陈宁的重视，在一次会议上还表扬了我。
当记者期间有很多乐趣。1990年时，石炭井矿务局机关已下迁到大武口，但采访要经常跑石炭井。有一次我的同事雷希文到石炭井三矿采访，需要3天时间，他走时把照相机的充电器插在办公室的插座上忘记拔了，第二天上午打电话到办公室，老实巴交的编辑马全宪接了，只听雷希文对马全宪说，你把我充电器给拔了，不然就充爆了。马全宪在办公室找了一圈没找着，就问雷希文，你插哪啦?我咋找不见?只听雷希文在电话那头说，我就插在陈凤兰屁股后头了。这个从来都不苟言笑，脸上皮肤都僵硬的马全宪竟笑得直不起腰来，笑得满脸通红，笑得前仰后合，他弯着腰真跑到我屁股后面来找充电器，我又气又好笑，站起来说，插座么肯定在墙上，我屁股上还能有插座?他这才看见墙上的充电器。顿时，办公室七八个人全笑翻了，其他办法室的人听见了也过来逗着笑。这事以讹传讹，最后在矿区成为机关干部酒桌上和饭后茶余的笑料，直到我调宁夏日报社工作多年，不管是原石炭井矿务局、还是后来的太西集团、宁煤集团，无论企业名称如何改变，咱老石炭井的人只要提起这档子事仍能当作笑谈，并且被演绎成多种版本绘声绘色地抖包袱，添笑料，好象他们真的身临其境一般。我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数次被提起，我的趣事能为人们闲瑕带来笑点，我也乐在其中。
石炭井矿务局待我不薄，给我在大武口分了住房，我将三个孩子从白芨沟矿接到了大武口。一次，我的双胞胎儿子一起发高烧，都在矿务局医务所打吊针，两个对床，一个病床上躺着一个儿子，中午女儿放学连个做饭送饭的人都没有。那时的我生活压力太大，支气管哮喘常常复发，每次复发特别严重，我往往是踉踉跄跄扶着墙到医务所打吊针，打完吊针再喘着粗气一步三挪为三个孩子做饭，一个家的重担唯有一小女子在扛。当时，工作上也不太顺心，想到娘家人、亲戚、朋友、同学都在银川，傻傻的我为了爱情只身来到石炭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茕茕孑立的我下定了决心，回银川!领着三个孩子回银川!回望来时路，白芨沟矿五年，石炭井又五年，失去了夫君，留下了故事，构成了我对石炭井的完整记忆，我想忘都忘不掉，这就叫乡愁吧!
1991年7月份，由宁夏日报社资深记者杨兆海、雷发忠极力推荐，我调到了宁夏日报社工作。他们亦是我人生转折点上的助力者，大恩人。
我离开石炭井已近30年了，期间在宁夏日报社当记者时采访去过乌兰矿、三矿。此后，我还因为采访、订报纸多次去过石炭井。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大量的职工家属下迁，往日红火热闹的石炭井已是穷巷寡轮鞅，变得萧条冷落，让人看了心生酸楚，有时去了住进招待所，空旷得令人害怕，有一种心被掏空了的感觉。
2007年12月我退休了，从此再也没去过石炭井，但是我却时时关注着石炭井，微信群里谁要是发个关于石炭井的帖子，回忆文章，我总是细细品读，然后发十几个大群，还发到杭州和舟山的知青群，调回上海、杭州、舟山的矿山人和我一样，看到石炭井萧条狼藉的模样，他们也难过得哭鼻子，毕竟是奉献最美好青春年华的地方，那里有我们割舍不掉的情结，那里有我们的乡愁，那里也有我们的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