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形成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部灿烂的人类制度文明史。在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产生、发展、兴盛、消亡，既有的制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谢幕，新生的制度又顺应时代潮流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过程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进行伟大创造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是20世纪以来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一伟大创造来自对制度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对制度立场的创造性坚守，更来自对制度力量的创造性释放、对制度价值的创造性塑造。

制度规律的创造性运用

　　一种制度之所以能成为好制度，一定是在对制度规律科学把握、正确遵循基础上创造性运用的结晶。制度的“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并不只是一个经济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制度主体的创造性贯穿制度发展的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规律的创造性运用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仅列举其三。

　　创造性地建立起一个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厦不仅建立了“四梁八柱”，更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之网。在这一制度体系中，既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又有建立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事关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重要制度。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各司其职、有机协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动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13个方面制度，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的总体检视。

　　创造性地接续光大中国历史文化根基。制度不只是一系列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文化思维价值认同，这种文化不可能是外来的强加移植，必须是数千年润物细无声的内在演化与积淀。五千多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了文化之根。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进行了伟大的制度创造。“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跨越古今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理念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

　　创造性地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把包括现代西方的制度文明成果坦坦荡荡地“拿来”，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自己的养料，把他人的好东西转化成自己的新东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性超越的典范。由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人性假设只是“经济人”，所以西方市场经济警惕政府、让政府走开的制度要求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信仰人”的假设，9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通过政党组织、通过政府走向市场实践自己的信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无私奉献，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射出信仰的光辉。所以，中国社会既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当代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新样态。

制度立场的创造性坚守

　　制度是有立场的。立场不同，制度形态、制度机理、制度评价截然不同。在制度哲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制度非中性原则”，任何制度都有它的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对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阶段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大相径庭的绩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更需要什么、更重视什么、更珍惜什么、更希望什么直接决定着这一国家、这一社会对制度模式的偏好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理想、奋斗目标、伟大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着鲜明的制度立场，并创造性地坚守着这一制度立场。

　　国家富强的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要让国家更加团结、更加统一、更加众志成城，是要更加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要让中国更好地实现历史性跨越，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从大国走向强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而不是相反。因此，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仅仅满足于把社会秩序化，更不是满足于做发达国家的廉价制造基地，而是要把国家富强作为最基本的目标，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一个曾经饱受异族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民族复兴的立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意识的淡化、民族作为世界政治主体的退出。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反倒益发映衬出民族在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个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最懂得复兴的意义;一个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更对复兴有深切的渴望，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创造性地振奋全民族的精气神，创造性地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创造性地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让中华56个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民族复兴的磅礴正能量，让中华民族更好地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传承五千年悠久文明，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

　　人民幸福的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当家作主，其制度逻辑是劳动的逻辑、人民的逻辑。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利。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社会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注定得不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原则，其制度逻辑本质上是有利于保证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从“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精准脱贫，到“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的共享发展，再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等，制度安排的背后是制度立场的创造性坚守。

制度力量的创造性释放

　　不论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还是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前进的制度，是干事创业的制度。积聚整个社会的力量，激发全体人民的力量，创造改变世界的力量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首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国家根本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国家根本组织形式，创造性地回答了制度力量从何而来、如何迸发的实践之问。

　　人类社会发展表明，虽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既定的，但是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把各种生产力要素集中起来聚焦关键点，可以把生产力的潜力充分激发出来，达到甚至突破既有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乃至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什么中国社会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社会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路——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话讲，“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原因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中国能办成许多别的国家办不了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让全国成为一盘棋，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各种任务。

　　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众星捧月”，这个“月”也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感、有了向心力;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有了党中央这个坐镇中军帐的“帅”，就能做到车马炮各展其长，就能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为什么中国社会能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够规划不仅是五年乃至三十年、五十年的奋斗时间表、发展路线图，关键就在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中国社会朝着认准的宏伟目标一以贯之地走下去。当西方社会的政党为讨好自己“票仓”的少数利益集团而伤害其他社会群体利益导致社会撕裂的时候，为了赢得执政而煽动民粹主义情绪，做不负责任许诺、提不实事求是目标动摇社会根基的时候，为了执政期间的虚幻业绩涸泽而渔，频频出台饮鸩止渴政策断送未来希望的时候，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信从容、行稳致远，全心全意致力于为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长远利益而永远奋斗，让一个古老而沧桑、年轻而昂扬的国家在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中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的伟大飞跃。

制度价值的创造性塑造

　　制度价值是一个制度的灵魂，体现的是一个制度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担着两重价值追求：一是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坚持走并且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社会实现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充分彰显了这一制度的实践指向。把这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就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尚大行其道的历史阶段，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并让社会主义呈现出成功的现实实践形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社会主义承载着人类探索消灭剥削、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的理想和使命一路走来，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成功到多国发展，有过慷慨悲歌、有过高歌猛进，也遭受过曲折徘徊、困境低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甚至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得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破产、“历史终结论”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彪炳史册之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领和保障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现代化的创新版。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也不能凭空进行，更不是也不能突然搬来一座制度“飞来峰”，一定要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说到根本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追求现代化追求到最后连中国社会近百年奋斗的发展道路、宗旨信仰都否定了，这还是我们期望中的现代化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什么是颠覆性的错误?就是在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迷失了正确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

　　更进一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也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更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仅仅止步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所思考的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平发展这一普遍问题;所回应的是如何让一个社会中更多的人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共同期待;所体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框架下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一一般性规律。这些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有价值，对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同样有意义、有价值，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尽管中国社会反复重申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中国制度还是越来越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与追捧。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中，但坚持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像邓小平所预言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